儒家的人禽之辨、人物之辨主要就是强调人不同于其他的物，也不同于其他的动物，人是有意识、有目的道德性存在。

这是因为真切意义的比较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一种特定显现形式。有学者提出要建立中国解释学，更有学者创办了辑刊《中国诠释学》。

因此，海德格尔才会严格区分生存与存在。那么，对于这个新的主体性来说，阅读就是一种前主体性的活动。而作为诠释者的我和作为被诠释文本的经都是在注这种活动之中被给出的，因而注之后的我已不再是之前的我，而注之后的经也不再是之前的经了。四、前主体性诠释的观念背景拓展 这个前主体性诠释概念其实隶属于一个更广阔的概念——前主体性（pre-subjectivity）。但是这样一来，存在乃是在生存之外的事情，那么，此在又如何能超出自己的生存而去追寻存在？ 此文紧接着引证了我在另一篇文章里对海德格尔的根本质疑：海德格尔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这意味着存在也是先行于此在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

不是诠释在世界中进行，而是世界在诠释中生成。近20年来，在中国哲学界，诠释与诠释学成为了热词。[39] 更通俗地说，哲学的宗旨就是从根本观念上解决生活问题。

[2] 所谓形而上学，顾名思义，就是对形而上者的思考与言说。这里须注意的是：（1）所谓物理学（physica）并非今天的物理学概念，亦可译为自然学，意指自然科学中最基本的部分。进入 黄玉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活儒学 形而上学 。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会说：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用过‘消化系统这个概念，所以中国古代没有消化系统。

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这取决于哲学解决生活问题的特定方式：形而上学并非直接地处理当下生活问题，而是间接地通过形而下学，即通过直接面对自然界的知识论建构和直接面对社会界的伦理学建构，去处理和解决生活问题。

这样的本体论，可谓变易本体论。任运自动，不须营造，是‘无为也。[22] 这里的有即形上之道、形而上存在者、绝对之物。[47] 而中国哲学中的形而上者，有一种是流动的变易，这在《易传》哲学中是最为典型的，其形而上者不是凝滞的东西，而是易（变易）。

形而上学之所以是必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类思想观念之构造的一种内在的逻辑承诺：对任何一个存在者领域之存在、甚至对任何个别存在者之存在的承诺，都已蕴涵着对存在者整体之存在的承诺。而之所以变易，乃源于阴阳之交易（交感）。因此，形而上学的核心即本体论。有时而欲偏举之，[44] 故谓之鸟、兽。

[12] 《老子》第十四章。换言之，变就是作为形而上者的本体。

例如朱熹《中庸章句》第一章题解：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要之，形而上学就是对道之为物这种存在者化的形而上者、或终极实体、或本体的思考与言说，意在据此阐明所有形而下者、万物何以可能。

严复就曾经反对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而主张译为玄学，但并不被人们接受，这说明将metaphysics译为形而上学是颇有道理的。[21] 这也说明，《老子》所谓道有时是说的非存在者化的纯粹存在，谓之无。《为科学奠基——中国古代科学的现象学考察》，载《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5] 张志伟：《关于海德格尔与中国哲学之间关系的几点思考——对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的批评》，《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与之相应，汉语形而上学不仅仅是西语metaphysics的翻译，而自有其中国本土文献的渊源，那就是《易传》所说的形而上者。孔颖达疏：任运自然，不关心虑，是‘无思也。

[49]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本，中华书局2008年1月第2版。后者则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

这里的《易》实质上是指的《易传》。[9] 按照朱熹的哲学，这里的实体不论是指的天理（出于天）抑或人性（备于己），都不是说的具有形体或形质的形而下者，而是说的无形的形而上者。

众所周知，这种伦理学的核心即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这套纲常的经典宪章即《白虎通义》[41]。按他的逻辑，有别名、有共名，最终有一个大共名，那就是物。

朱熹哲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一个主题，就是讨论这个实体、即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三、为什么要解构传统形而上学 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等，绝非经院中、书斋里的概念游戏。[7] 《周易正义·系辞上传》。黎明比喻形而上学的现状：一方面，昨天的即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被解构，消解于暗淡之中，尽管仍然有人满足于与其幻影相拥而眠。

而任何一个陈述，最终都指向了形而上学。但必须指出的是：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der ontologische Unterschied），这里的being其实并非存在（Sein）观念，而是存在者（Seiende）观念，故being as being不应译为存在之为存在，而应译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意指作为众多相对存在者背后的终极根据的那个绝对存在者，亦即所谓本体（noumenon）（希腊语onta）——形而上者。

[42]冯友兰的新理学虽然号称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但实质上绝非程朱理学。黑格尔辩证法的流变，也只是绝对观念的展开形式而已，并不是那个作为本体的绝对观念本身。

（3）meta这个前缀有之后、超越、基础等含义，这正好与亚氏第一哲学的being as being之意相符。[1]  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但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走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这显然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规范。[3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4]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9页。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9年第1期全文转载。

形而上学的本质，就是用唯一绝对的存在者来说明众多相对的存在者何以可能。‘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既无思无为，故寂然不动，有感必应，万事皆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不易是说永恒不变的道理就是变易本身。《易》之为书，旨在变易。

西方ontology就是思考本体的，即思考形而上者、唯一绝对的存在者，而这正符合汉语本体论的语义，即讨论本–末关系（宇宙论模式）、体–用关系（本体论模式）。《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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